古城新声
唐初，因为连年用兵，唐朝政府于是采取军队屯田(军屯)的办法，利用士卒就地开垦，这样既能保证军队的给养，也可收到开发边疆的效益。
在北方，移民垦殖活动主要集中在黄河沿岸的河套一带，包括单于大都府周边地区。《读史方舆纪要》记载：“东起振武，西逾云州，极于中受降城，出入河山之际，凡六百余里，列栅二十，垦田二千八百余顷，岁收粟四十万余石。既而请益开田五千顷，可以尽给振武、天德、灵武、盐、夏五城之军，议格不行。《唐史》：振武、天德良田，广袤千里。是也。”《新唐书》还记载，宪宗元和年间，以韩重华为振武京西营田和籴水运使，他率民“起代北，垦田三百顷，出赃罪吏九百余人，给以耒耜耕牛，假粮种，使偿所负粟。二岁大熟。因募人为十五屯，每屯百三十人，人耕百亩，就高为堡，东起振武，西逾云州，极于中受降城，凡六百余里。”作为与突厥交战的热点地区，单于大都护府境内设有为数众多的军屯，国家甚至将戴罪的犯人安置在这一带进行屯田垦种，这无疑推动了这里的农业开发。
其实，从唐初开始，朝廷就十分重视北方的农业生产。唐太宗于贞观十三年(639年)欲遣突厥返归河北(黄河北部)，册封阿史那思摩为可汗，诏曰：“久欲存其亡国，返其遗萌，尚恐疮痍未疗，衣食不足。今岁已积，年谷屡登，众种增多，畜牧繁息……靡资于狐兔。便可复其故庭，继其先绪。”阿史那思摩所统的部族是颉利可汗的旧部，“年谷屡登”“菽粟有余”，反映了颉利本部的农业生产已有一定规模。
通天三年(696年)，契丹首领李尽忠、孙万荣反叛，攻陷营州，唐朝无力平息。突厥默啜可汗遣使上书则天皇后，愿意出兵平契丹，但条件是唐朝归还丰、胜、灵、夏、朔、代六州降户，并赐“种子四万余硕，农器三千。”武则天先是不许。于是，默啜大怒，言辞违逆傲慢。大臣姚王寿、杨再思以契丹还未平复，请求武则天依充默啜的请求给他东西。于是，武则天接受默啜可汗的要求，归还了突厥降户数千户，同时还送给突厥谷种四万斛，杂彩五万段，农器三千件，铁数万斤。铁在当时可是战略性资源，一般情况下，朝廷是不会拿这种战略性物资作交换的，因为铁既可制作农具，更可制作军械。而唐朝一次性给突厥数万斤铁，应该是附加了这些铁只能用于制作农具或生活用具的条件的，这对于促进突厥农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。
《资治通鉴》记载，建中元年(780年)八月，回鹘巨商董突因放纵部下胡作非为，被唐朝逐出京城，其一行九百余人在返回回鹘途中经振武“留数月，厚求资给，日食肉千斤，他物称是。纵樵牧者暴践果稼，振武人苦之。”面对董突部众的贪得无厌和对农业的粗暴践踏，振武留后张光晟因而率兵杀死董突等一行回鹘商人。这一叙述证实了振武地区农业发展的盛况。
在推进农业生产过程中，唐朝政府还十分重视水利建设。《新唐书》记载，唐宪宗元和中(806～820年)，重臣高霞寓被“召为右卫大将军，拜振武节度使。会吐蕃攻盐、丰二州，霞寓以兵五千屯拂云堆，虏引去。浚金河，溉卤地数千顷。”这说明，当时的单于大都护府附近，水利建设已有一定规模，由此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。
《资治通鉴》还记载：“(元和七年，即公元812年)李绛(宰相)奏振武、天德(今乌拉特中旗)左右良田可万顷，请择能吏开置营田，可以省费足食，上(指宪宗)从之。绛命度支使卢坦经度用度，四年之间，开田四千八百顷，收谷四千余万斛，岁省度支钱二十余万缗，边防赖之。”卢坦为唐朝大臣，他受命发展经济，经过开发农田，收获颇丰。由此可见，是农业撑起了单于大都护府的经济。
此外，在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以及附近发掘的众多唐墓之中，就出土了众多铁制农具和手工业用品，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单于大都护府的农业发展状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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